乳白色的絮像是行者在云层里撒下一把种子，柔软、蓬松而密集。
堂弟成婚，叔父执意要在家中做酒席。这个执念早在二十年前就种下了。当时，村东头做酒席的大师傅年方半百，说起话来掷地有声:“小民，等你儿子结婚，只要走得动，我来烧菜。”这个大师傅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，菜肴美味，有几手绝活儿，附近的乡亲听说是他掌勺，常常让办席的人家“炸桌”。大师傅难请，席做三天，再加上搭灶送盘，总要个把星期准备。而且好日子不多，除去农忙和外出打工的高峰期，早被定下了。
灶台搭在院子的一角，空地上支起了一口口冒着白烟的汤锅。几口锅在大师傅手里像钢琴的黑白键，到了这边，他把一分为二的猪头丢进卤汤；到了那边，他用长长的勺撇出一层肉沫；一转身，又把油锅里挂浆的大鲤鱼翻了个身。
除了大师傅，前来帮忙的都是一个“院”的亲戚，男的搭棚支桌，女的洗盘扫地，年纪轻的端大盘，我在其列。何为端大盘？我和其他八个堂兄弟每人一个托盘，各自负责两桌。开席共有32道菜，灶间还有一个长辈专门指挥，热卤小炒，酸汤冷拼，哪些需要用盆，哪些需要放碟，连上菜的顺序，都有讲究。
叔父用不到操心这些，他和另外两个堂叔在搭边棚。边棚除了遮阴，最重要的是防絮。这种震撼在进入县道就扑面而来了，乳白色的絮像是行者在云层里撒下一把种子，柔软、蓬松而密集，漫无边际又不着痕迹，先是一朵一朵地横撞在挡风玻璃上，接着是成群结队，无所不及，一个词油然而生:夏天的雪。
这些“雪花”无法消融，它们的归宿是风，在所有风可到达的地方:叔父的头发上很快就堆满了，一些调皮的甚至还往鼻子和嘴巴里钻；另一些飞到了大红色的账本上，像在窥探笔墨下的名字……“炸桌了！”我端着托盘站在灶间，听到叔父对大师傅急切地说。女方的两桌陪客在厢房里，院里支起16张桌子，每桌都膝盖碰膝盖地坐着，还有不少屁孩来回串桌，反正也没有位子可以坐。这是奔着大师傅的名头来的。如今，图个方便，红白事都包桌出去了，谁还大动干戈做这些？而且大师傅年岁上来，很少亲自上场了。
大师傅听说炸桌，似在预料中。叔父走过去发烟，安排远来的客人落座，本院的亲戚传了话，先请老人和妇孺吃席，备菜尚足，等下翻桌。这些热闹忙完了，有那么一忽儿异常安静，大伙儿眼神都在往灶间瞅。司仪开了开嗓喊道:“放炮……开席喽……”唢呐声起，鞭炮声唤醒了推杯换盏的酒席。我们九个端大盘的排成队，个个精神抖擞。大师傅熟知每道菜的位置，盯着捞鸡的捞鸡，摆碟的摆碟。像羊拐，到了我们托盘里已经过了四道功夫:大师傅捞肉，三叔置盆，二婶抓馓子，小姑放卷膜。这些流程他们早已娴熟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像是一种领域里的传承，一代一代，从村里每个人的出生开始，就与生俱来了。
我抬起头，漫天的“雪花”还在飞舞着，它们飘落在大师傅的汤勺上，飘落在我们行走的托盘里，飘落在酣畅的席桌上。但没人在意这些了，仿佛这些夏天的雪，也成了浓郁的亲情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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